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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段时间,发生的红蓝事件大家都知道了。

 

记者招待会上,一个红衣记者发言时,蓝衣记者白了她一眼。

 

这普通的一眼,却引起网上潮水一样的讨论。

 

这势头,大大抢过了大会的风头。

 

不出意外,蓝衣记者会被黑。

 

网上传闻蓝衣记者迅速被召回,还会被吊销记者执照。

 

不知真假,但后果大家都懂的。

 

红与蓝,白加黑,成了我们社会的主色调。

 

我看了多遍这个视频,总觉得红衣少女的发言真的好熟悉。

 

终于想起来,她与小时候班里女班长的诗朗诵,一样一样的。

 

拿腔拿调、一脸繁荣,急迫的要掩住自己那张天真的脸。

 

当时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,但又说不上来,因为老师非常喜欢。

 

他们被称为“好学生”。

 

对于也想做“好学生”的我,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很在意。

 

总想效法。

 

后来发现,她的声调与每晚七点电视里的声音也是一样一样的。

 

那时,我就慢慢认识到,这个国家的好,都在晚七点。

 

后来,长大后,我真的又见到了这位”女班长”,恰巧,也是一个记者。

 

“好学生”长大了,现在自然成了“好记者”。

 

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她拿出写的稿子给我看。

 

我白了她一眼,不想多说一句话。

 

后来,同学聚会之类,我刻意不再参加。

 

虽然曾经也一起骑过竹马,摘过青梅。

 

但那只是年少时的偶遇。

 

当然,“好学生”的标准姿势是:把我跳进果园摘“青梅”的这一段黑历史告诉老师。

 

这才符合好学生的一贯作风。

 

内蒙没有青梅,却有一种青色的杏。酸酸甜甜,到果园里偷杏是我们这些淘气孩子春天必做的一件大事。

 

我被告发后,我们从此人各一方,各走各的路。

 

我们依照自己的轨迹前行,可能再也没有相遇的机会。

 

偶尔见面,多半也是无话可谈,只有白眼相对,倒不是年幼时候的恩怨,而是我们已然面目全非,彼此陌生。

 

同一个世界,不同的梦想,正是红衣记者与蓝衣记者的尴尬。

 

你终于发现:这个世界有些人总是好的那么标准。

 

小时候是“好学生”,长大了是“好教师”、“好演员”、“好代表”、“好人民”……。

 

那位八十岁都可以一以贯之的参加大会的大妈,就一直是我们的“好代表”。

 

据说:参加几十年的大会,她一直举手赞成;

 

她的政治总是正确的,

 

正确的让人有点不安。

 

虽然网上白眼无数,但依然不能阻止人家的进步。

 

事实告诉你:只要红,你就魅力无限,你可以一直红。

 

实际,遇到红衣少女,我也不是开始就白眼相对。

 

我也曾试图讲讲晚七点之外的东西。

 

我会遭遇小时候被老师训斥的尴尬。

 

红衣少女会惊讶状:你怎么不爱国?

 

小时候,被老师训斥为“不听话”的孩子时,

 

我心里嘀咕:“你的话就对吗?”

 

但总不能说出来,只好白眼相对。

 

而如今,被红衣少女训斥时,

 

我心里在说:“去你妈的,老子比你爱国多了”。

 

但毕竟有一段一起骑白马的黑历史,也只好白眼相对。

 

事实上,如果你真的和红衣少女谈一谈国家、理想、法治、文明等宏大的话题时。

 

你会发现,她的语言总是在晚七点或日报的句子里绕圈圈。

 

想起二十多年前,正是我读高中的时候。

 

那个时代实际除了课本没什么好书可读。

 

我又生长在内蒙这样一个文化偏远的地方。

 

《读者文摘》和《南方周末》已经算是奢侈的文化产品了。

 

当时,我却和红衣少女们讨论该不该计划生育的问题。

 

他们都是好学生。

 

人类的很多知识实际不是基于学习,而是常识。

 

当我本能的觉得计划生育哪里不对劲的时候。

 

红衣少女们马上反驳:不计划生育,我们人就太多了,人多了我们国家就穷了。

 

红衣少女的话,你总是在人民日报里找到原文和出处。

 

然而,苏格拉底告诉我们:质疑出真知。

 

伽利略开始质疑两个铁球不是同时落地,爱因斯坦开始质疑牛顿定律。

 

他们的质疑改变了整个时代。

 

当这种质疑无法对话时,就只好一个白眼。

 

我当时傻乎乎的质问:

 

人多就穷吗?

 

人难道不是创造的比消费的更多?

 

北上广的人多,他们比我们大内蒙穷吗?

 

此时,红衣少女往往会马上打岔,我们是学生,还是以学习为主。

 

田忌赛马,尚且知道拉出下等马和上等马比试一下,把上等马的比赛指标占用掉,这样可以赢得全场比赛。

 

但“好学生”拉出学习这匹马,就可以胜过所有的比赛。

 

同样,如今你向红衣少女提出质疑时。

 

他们刚开始还义正言辞的和你谈爱国。

 

之后就会马上把话题转移为:我们是小老百姓,过好自己日子就行了。

 

爱国和爱自己,如今也是可以秒杀一切的好马。一切道理在他们面前都是浮云。

 

此时,除了一个白眼,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

 

 

继续说说计划生育。

大概是小时候被红衣少女欺负的阴影。

 

七八年前,我办理陕西镇平堕胎案,这个案子被称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案。

 

受害人获得巨额赔偿,计生人员受到处分。

 

此案以前,计划生育案被当做红线,别说赔偿,律师几乎都无法代理。

 

当时,红衣记者都躲得远远的,却是无数蓝衣记者跑到我北京的家。

 

BBC、美国之音……反正都很蓝。

 

我与受害人同吃同住,他们也在旁边陪伴着我。

红衣记者对这种事情多半是远远望着。

 

一年后,中国开放了二胎,村头的标语也变了。

 

“红衣记者”当然也适时的出现了,大谈特谈放开二胎的各种好。

 

但,当年轻人喜迎二胎的时候,我的那位红衣班长,想来也人老色衰,

 

再也不可能有二胎了。

 

这,恰恰就是“红衣少女”的尴尬。

 

把自己放在精英的行列,努力的挤进所谓上流社会。

他们的想法与做法,却只有一种颜色。

 

但,红色过重,看起来就像黑了,而且黑的高级。

 

还记得那位曾经风靡一时,企图代表亚洲的男记者吗?

 

当时,也是一身红衣,也是一脸正义。虽然可以熟练的讲英文,语调却离不开晚七点的起降。

 

谁知道,潮水退了,什么脏都可以被看见。

 

台面上,需要红,也需要蓝,需要白眼,但切记要远离黑。

 

天黑了,什么色都看不到了。

 

本文就不放公众号的赞赏标了,因为担心会被黑。

留下苹果的打赏标,因为它,会白眼。

 

 

2018年3月14日张凯律师记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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