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发出了招聘助理的文章，出乎意料，不仅有很多应聘，还有不少名校毕业生的简历。甚至还有人提出，自己不要薪水，哪怕来我们这里为我们打扫卫生也可以。
在北京，我们是一家普通的律师事务所，吃的是家常饭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被社会厚待和关注，让人欣慰和感激。
当然，我们规模虽然很小，去年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。
一月，我们收到了王凤英姊妹的判决书，虽然她被指控三个罪，最后实际只判了一个罪，刑期定为四年。我们并不认可这个判决。但是，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15至18年，最终判决是量刑建议四分之一，这几乎是奇迹了。相比较其他共同被告，可以看到法官的努力和倾斜。
四月，收到广西百色的不起诉决定书。案件涉及资产五个多亿，罪名是非法经营罪。在经历了很多轮艰难的谈判后，最终成功的让当事人免于坐牢。
五月，我们收到温岭卖外文书案缓刑的判决书。这个案件中，我们遇到了一个江南温婉的女法官，说话客客气气。
……
八月，顺德非法经营案，我并不完全认同当时一些律师的谈判策略，实际结果我也不太满意，但无论如何，判决还是大大低于检察院的量刑建议。
十月，轰动一时的许双军案件，开始审理。一个河南涉黑案，一审开庭仅仅七天，判了二十年。二审时候，许双军家人找到我。二审庭审长达两个月，法官在法庭上表示：“我们也发现了案件中的问题……”
当然，这些只是我去年直接接手的案件。
我们律所的刘安强律师，在吉林昌邑法院的涉黑涉恶案件，起诉到法院后，检察院又对他的当事人撤诉。我写文章的时候，葛现洋律师收到了当事人送来的锦旗……
盘算一下去年律所的成绩，还真是不小。
我们所代理的案件中，一部分是高利润的案件，比如涉黑、涉恶、官员贪腐……；而另一部分案件，尽管也有收入，但收费远低于市场价，几乎等同于法律援助，主要是那些因为信仰而被追责的基督徒案件。这类案件通常有较大的政治风险或容易被官方误解。我们团队接手这些案件，不仅仅出于宗教情感，更是因为我们心中充满着理想主义情怀。
谈谈政治
在这里，我想谈一谈“政治”的话题。因为我们代理这些案件，常常会遭遇一些责难，有人说我们有政治企图，甚至去年，有人写文章指控我们为“敌对势力”。那文章不讲逻辑，不讲事实，不讲论证，就是一个文革小将的大字报。
最滑稽的是，写完大字报刚刚一个月，写大字报的人，父亲因涉嫌巨大贪腐被抓。我们调查发现，他妻子正是他父亲直接管辖政府的法律顾问。父亲是政府主任，妻子是这地法律顾问。整个地方大概都被他们家族控制了，清清晰晰的利益输送……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体制内还是体制外，这种巨大的家族式的贪腐，都不能被接受和容忍，他们才是真正意义的“敌对势力”……而他们却贼喊抓贼。
还有一个案子，某法官和当事人说：千万不能找张凯律师辩护，他专门给邪教辩护的，跟政府对着干……。于是，那个当事人迅速和我们解除了合同。
然而，判决结果出来后，他惊呼上当，判决结果和我早先预判的完全一致。事后他才明白，法官之所以恶意抹黑我们，正是因为他们忌惮我们的辩护。
这些年来，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。中国的社会环境，充斥着简单粗暴的论断，缺乏理性的分析。稍加思考就会知道指责的荒唐。
回顾温州事件，我曾遭遇极大的羞辱和冤屈。但事后，司法部部长、副部长多次找我谈话，他们表示：欣赏我的才华，并读过我的许多文章，同时也建议我应该更加成熟稳健，多多沟通。之后，我不仅继续执业，如今还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。那些对我政治抹黑的“弟兄”，甚至远不及这些共产党官员言辞客观。
我们帮助基督徒维权，就是帮助他们得到法律的公正评判，而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受到偏待。而我们，却遭遇了那称为“弟兄”的政治抹黑……
这些年过去了，从年轻气盛到如今的成熟稳重。我开始反思当年的稚嫩，也感慨，那些岁月的勇气与热情。
这些经历，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法治的重要性。政治可以瞬息万变，但法治是人类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基石。无论是政治异议者，还是那些被误解的政治犯，甚至曾经在体制内的官员，都不应被政治化地对待。法律不仅仅是抵抗不公的武器，它更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平等对待的基石。
那些被忽视的权利，尤其是那些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，需要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保护。而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、政治立场、私人德行如何……
我们的每一次辩护，也不仅是为当事人争取自由的机会，更是在为社会争取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空间。这，才是我们辩护的真正价值所在。
谈谈专业
所有持有律师执照的人，似乎都可以迅速从事刑事辩护业务，因为这个领域门槛确实很低。也因为它不易量化，任何律师也可以声称自己很专业。
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律师，在做第一个案件时就敢接死刑辩护，第二三个案件就敢做黑社会头目的辩护。这样的傲慢无知在刑事辩护领域不在少数。
然而，真正能在刑事辩护中做到深刻理解并游刃有余的人却凤毛麟角。
我执业二十年，几乎参与过所有重大和敏感类型的案件。而我依然认为：自己只是在学习的路上。刑事辩护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记忆，也不是在案卷里寻找漏洞或矛盾。
在法律规范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谈判、博弈、如何调度资源，甚至如何传播信息……
法庭的设置本质就是一种谈判。仅仅谈判，就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。我读了十几本关于谈判和说服的书，才渐渐意识到其中博大精深。它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才能掌握。
在这些技巧之上，我们还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司法的运作规则、政治规则以及舆论规则……每个领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专业。社会学的复杂性在于许多知识的不确定性，甚至很难通过书本来找到明确答案。
显性的刑事诉讼法相对容易学习，而隐形的刑诉法规则最难掌握。越研究和学习，我越明白自己所欠缺的知识。在中国，公权力极其强大，刑事辩护的难度如同绵羊摆脱狮子的捕食，虽然有时胜利，但谁敢说自己专业呢？
专业性，永远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领域，如何强调都不为过。
谈谈律师炒作
司法部曾出台文件，禁止律师炒作案件。如今，律师界的炒作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。最近我看到一篇网络文章，有个博主搜索：“嫖娼不给钱违法吗？”居然有69个律师几乎用相同的文案回答：“嫖娼不受法律保护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给钱。”最后，他还加上了“关注我，学法律不吃亏……”这种低俗至极的炒作让我觉得，律师还不如一个有诚信的嫖客。
还有一位北京的女律师，虽然没听说过她办过什么成功的案例，但她总是站在法院门口拍视频，举起拳头，血脉偾张地说：“我们要不顾一切地为当事人争取权利……”她几乎成了律师界的笑话。可能很多人知道我说的是谁。这种赤裸裸的炒作，律师协会早该管管了。
然而，另一种情况，根本不是炒作，却常被污蔑为炒作。例如，冤案平反，本身就需要通过舆论监督来揭示真相。舆论监督源自宪法第27条规定：“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，倾听人民的意见，接受人民的监督。”同时，2003年《中共党内监督条例》也明确规定，舆论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。
当然，腐败和黑恶势力不会愿意被监督。它们打着红旗反红旗，指责律师炒作，这不过是黑暗害怕光罢了。
冤屈就应该大声喊出来，这几乎是一线辩护律师的共识。如果我的当事人被冤枉，我总会建议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冤屈，可以在网络上呼吁，可以给信访局写信，也可以向监管部门投诉。就像击鼓鸣冤一样，你自己不喊冤，以为在法庭上讲一讲就能解决问题，那最终会为自己的认知付出代价。
中国律师制度恢复快五十年，在制度设计上，律师既依附于体制，又独立于体制，所以，律师与体制要保持谨慎的距离，以突显自己的独立性。但又需要与现有体制形成共识，以推进个案冲突的解决。因为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地位，律师容易被体制误解，也容易被体制腐蚀。
今天我讲到的政治、舆论、专业，几乎是每一个刑事辩护律师都需要面对的课题。法治社会固然是我们法律人共同的夙愿，而保有稳健、理性、审慎的品格的法律人，终究会赢得未来。
张凯律师
记于2025年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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